“高处不胜寒”这句话鼎茂策略，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，依然是适用的。它的含义在于，当你站得太高时，往往会失去对许多事的掌控，因此，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有时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，但现实往往并不像我们幻想中的那样完美。因此，很多时候，个人的选择最终还是要为自己负责，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陈伯达，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，他的成功离不开手中的那支笔。这支笔与他独特的见解，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，使他有机会获得主席的赏识，最终他达到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高度。然而，正当陈伯达站在事业巅峰时，他并没有选择继续坚定走下去，反而偏离了原本的轨道，最终一步步丧失了所有的荣誉与地位。
那么，陈伯达为何选择走上那条与众不同的路？他从高位跌落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？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。
一般来说，能成为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人，必定具备过人之才。否则，根本不可能突破重重困难，站在历史的舞台上。陈伯达能挤破“独木桥”，其关键因素便是那支笔，这支笔不仅让他名声远扬，也为他打开了通往高层的门。在享受过权力的红利后，他本应更加谨慎地走好每一步，但却因为某些诱惑，偏离了初衷，最终陷入了腐败的泥潭，失去了所有。
展开剩余80%在晚年时，陈伯达回忆道：“我的一生是一部悲剧，我是一个悲剧人物，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。”他继续说道：“我是一名罪人。我的回忆，只有罪人的回忆。”古人有言：“能补过者，君子也。”而他却谦卑地表示自己不过是个“小人”，他深知自己犯下了许多错误，所以他才会用“悲剧”、“罪人”和“小人”这几个词来形容自己的一生。他的这种深刻自省，是为了警示后人，不要重蹈他的覆辙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错误的典型。
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，陈伯达遇到了主席，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在主席的引领下，陈伯达进入了更广阔的舞台，成为了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。建国后，陈伯达迅速升职，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，甚至成为了主席30多位秘书中职务最高的一位。在那个时刻，陈伯达已达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高度，地位尊荣，尽享权力与荣耀。然而，越是接近权力的核心，诱惑就越大，这使得他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庐山会议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，这次会议之后，他从巅峰跌落，回到北京时已经一无所有。
回到北京后，陈伯达心情沉重。他知道所有的荣誉已经离他远去，回到家后，整个人陷入了迷茫和抑郁，常常在家里走来走去，试图为自己找出一条出路。尽管他生活简朴，买书成为了他唯一的爱好，因为书籍不仅能为他提供精神寄托，也给了他一丝自我安慰。为了储存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籍，甚至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书库。平时，他最喜欢一个人待在那里，沉浸在书籍的世界中，试图寻找一些内心的宁静。
然而，庐山会议后的批评让他内心的平静逐渐破碎，他再也无法专注于书本。那些曾经与他亲密的伙伴逐渐远离，陈伯达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深深的孤独与失落。时光流逝鼎茂策略，陈伯达意识到自己必须去见主席，尽管他心里清楚，见面的机会已经渺茫。于是，他试图通过主席的秘书联系，希望能与主席一面。他多次打电话给秘书徐业夫，结果得到的答复总是“主席在休息”或“主席非常忙”。
面对无果的努力，陈伯达心情愈加低落，他还拨通了康生的电话，但对方没有接听。最终，他联系上了总理，得到了一番安慰，这让陈伯达感动不已，内心充满了温暖。电话挂断后，陈伯达产生了出门散步的念头，但他很快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失去了出门的自由。与此同时，陈伯达的秘书也接到了相关的通知，得知他被限制行动的消息，那个时候他才完全明白，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自由。
深感绝望的陈伯达，向管药的同事求助，想要一些安眠药。他的同事却因担心他会做出轻生的举动，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并将药物退回了医务所。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，陈伯达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夜夜失眠，情绪低落，甚至有过寻短见的念头。然而，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深感悔恨，虽然他没做出极端的选择，但心理的重压几乎压垮了他。
1970年10月18日，陈伯达的警卫被更换，新来的警卫带来了新的气氛。在这一天，他的命运发生了剧变，开始了长达18年的牢狱生活。1971年9月13日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，但陈伯达已经与外界隔绝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他在那天凌晨吃下安眠药后沉沉入睡，却被两个穿军装的大汉惊醒。看到面前的两位军人，陈伯达下意识地紧张，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很快，他被强行带离住所，驶向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车辆一路安静地行驶，陈伯达只能通过车窗外的景象拼命回忆过去的一切。
最终，陈伯达被带到了一个高墙内，他知道自己进入了监狱。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甘与不安，甚至在门前大喊：“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！”他认为自己曾为国家立下过功勋，应该得到宽容，而不是如此的对待。尽管这一声呐喊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，但却让他的监禁生活相对平稳。
刚入狱时，陈伯达的条件相当艰苦，甚至连床铺都没有，这段时间他曾多次想过自我了断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待遇得到了改善，生活条件反而比之前在家时还要好。他被关押在一座小楼的三层，那里只关押他一个人，环境相对安静，可以看报纸、写文章。这段时间的生活让陈伯达有了些许安慰，至少在生活条件上，他比之前更加舒适，尽管外界的局势却不断变化。
不久后，黄永胜、李作鹏等人也被关进了秦城，他们的待遇和陈伯达一样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优。毕竟，曾经的革命功臣不可能因个人过失而全盘否定，他们的待遇相较普通犯人有了更多的宽容。这个特殊时期的待遇变化，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宽容。
曾经显赫一时的陈伯达鼎茂策略，在短短五年内从巅峰跌至谷底，失去了所有。通过他的故事，我们或许能明白，人生若能平淡安稳，未必不是一种幸福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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